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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可从美国的经历中得到一些启示。众所周知,20世纪之前美国多数人也是以农为主。到一战结束时,美国虽然已经很富,但并非世界最富、最强大的国家。然而二战之后美国的财富猛增,使其一跃在世界上最富最强。促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富最强的国家的因素很多,这里不可能都一一谈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二战之后美国的内需逐年快速增长,而且越来越过剩。过去几十年中,这些膨胀的内需是如何产生的呢?那么,在仰融案中辽宁省政府是否该应诉呢?答案是显然的。本案从多方面看都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案例。在今天,产权跨国界流通、跨国界交叉持有已经是常事。外国公司和个人可直接来中国投资,也可在纽约证交所、新加坡交易所购买中国公司的股票。同样,海尔等企业可在美国投资设厂,随着QDII的引进和中国放开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中国公民与公司也会直接、间接地持有外国公司的产权。在这种产权跨国流通的背后,人们对跨国产权的保护自然有一定的预期,对所持产权的国家的政府行为也当然有一定的预期,否则谁会把钱投资到你这里呢?投资者权益的保护问题是这几年的热门话题,我们发现即使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即使有统一的法律和权力机构,投资者的产权也不一定能得到可靠、公正的保护。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境内移到境外、从国内移到跨国持有的产权,那么海外产权保护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背景下,政府行为是否符合“国际惯例”就尤其重要。一方面我们要吸引外资,要到海外上市融资,要让我们的产品外销到世界各地;但另一方面在产权保护、合同的遵守上又我行我素,甚至在出现产权纠纷时还拒不应诉。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吗?为什么不能应诉?应诉又不一定会败诉,应诉会大大改进中国在海外的公关形象,让世界更把中国看成是负责任的大国。但不应诉肯定是输,后果只能是更负面的。值得我们庆幸的是,这是21世纪,而不是18世纪、19世纪的世界。有正规足球外围吗我们要说明的命题是:经济增长链的内在动力决定于制度机制与金融创新。金融创新之所以决定了厂商的原动力,是因为金融证券市场决定了企业的融资途径、融资程度与融资成本,关于股市、债券等市场对企业发展的约束作用大家谈论已经很多,这里就不多说了。金融创新之所以对个人消费者很关键,是因为这些创新可以帮助挖掘居民的消费潜力,调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有正规足球外围吗另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是,到1900年左右,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派遣学法律出身的人做外交官。这在美国和拉美国家并非新鲜事,但对欧洲国家而言,外交官的选拔历来以家庭出身与个人财富而定。但到了19世纪末,欧洲国家也开始注重选用有法律背景的人做外交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外交政策与外交文化更注重法律和程序规则创造了条件,也直接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并增强了其重要性,对国际秩序的“法律化”贡献甚大。中国的开放不可或缺,没有开放,无锡尚德的太阳能设备就无法出口,就不能出口到德国、日本和西班牙。但是,单单是中国一相情愿地开放还不够,在中国海军、空军实力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让载满尚德太阳能设备的出口货船在公海里、目的地社会中畅通无阻,不被海盗抢劫,不被当地暴民无理乱杀,世界秩序还必须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而不是野蛮暴力当道。想当年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人从事跨国贸易的时候,他们在各地面对的是异质文化、异质制度、异质社会,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他们只好求助于原始的野蛮暴力,以此来保障自身的安全。那时的跨国贸易成本有多高就可想而知了。等中国1978年开放时,世界秩序经过近500年的构建和演变已不再以野蛮暴力为基础,不仅原来没有法律或者法治的国家已基本在建立法治体系,而且各国的法律、政治制度已经相当的同质化,大致都基于英美法系或西欧大陆法系。特别是在商法、公司法和证券类法律方面,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各国基本都在仿照美国的相关法律。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趋势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哈佛大学的福山教授下结论说是“历史的终结”,既然大家都在采用类似的制度,以后就没有什么异国历史可言了!制度的同质化使各国的商业贸易与合同规则越来越趋同,使跨国贸易成本大大降低,使跨国市场加速深化。结果是,不论尚德是在无锡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生产的太阳能设备都可卖到世界的任何地方,而且整个交易、运输过程的成本很低,让尚德的出口市场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因此,制度同质化是尚德奇迹的第二大原因。近几年有关金融创新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企业融资上,融资工具与途径显然对企业是决定性的。实际上,金融创新对市场的另一方—消费者是同等的重要。在政府提供的就业保障、医疗保障或灾难救济都非常有限的时候,如果没有任何类型的贷款、没有任何类型的针对消费者的证券,那么居民的未来生活很容易一会儿太饱、一会儿太饿、有时太富、有时太穷。面对这种前景,居民们只好靠银行储蓄存款来规避风险,尽管银行存款是一种非常低效的避险工具。

一个简单的答案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很富。美国之所以内需过剩,我们可能说是因为它有像位于纽约曼哈顿这样的栋栋高楼、有微软和GE这样的大公司,让美国财富过剩,因此消费需求自然也过剩。可是,所有这些财富都是极为表面、极为脆弱的,因为如果一夜间拿掉美国那些经济制度机制,撤走那些金融证券工具,废掉对私有财产和无形产权的保护,那么所有大楼和公司的价值都会一落千丈,那些过剩的内需也就不复存在了。实际情况并非这样。为看到改革开放对一般人的影响,我们继续采用前面讲到的实物价值基准,比较不同时期普通人的收入高低。据《物料价值则例》记载,1769年,北京建房工人(无特殊技能)的日工资为77个铜钱,即0.077两银子,按当时物价,这相当于一天能赚5.4斤大米,5.6斤面粉,2.9斤肉,2.8斤鱼,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鸡蛋。这些数字反映240年前北京普通工人一天的生产能力,或说收入水平。世界银行的作用则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援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私人资本不愿去的那些国家和行业进行援助,世界银行可带领国际民间银行和投资者一起去第三世界国家投资。发展中国家往往对产权缺乏保护,同时历来有侵占外资企业财产或者随意更改、销毁合约的表现,这些侵犯产权的行为使外资望而生畏。在这种情况下,世界银行作为国际投资借贷、非赢利性的银行,在世界享有盛誉并具有相当的约束力,它一方面能要求被投资方国家进行产权保护等制度性改革,另一方面有世界银行参与投资本身也让民间投资者更有信心,因此使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项目风险降低。这不仅能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而且使它们的融资成本降低。有正规足球外围吗那次海牙会议开启了律师主导国际关系会议的先河,也为国际社会秩序靠“法治”而不是“武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历史事实对今天的中国应该有许多启示,中国的法律教育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恢复,到今天虽然已有20万左右的律师从业者,但包括外交部、外贸部(即今天的商务部),甚至司法部在内的政府部门还是以理工科或者人文学科背景的人为主,前几年参加跟各国的WTO谈判的居然鲜有法律背景的人。当面对另一国家的律师出身的政府官员时,在谈判桌上代表我们中国的工程师官员们怎么可能与对方有共同的语言?怎么能在共同的语境下说话?这是否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我国的国际行为靠近“国际惯例”之前还有许多课要补?在中国变成经济大国的同时,国际公关形象也必须与之相配。

以纽约著名的帝国大厦为例,该大厦分为零售层、写字楼层和宾馆层。按照“地大物博”的财富观,由于其建设费用很高、存在的历史长,等等,因此这栋楼作为资产的账面价值应该很高。但是,客观地讲,不管这栋楼的建设投资是多少或者历史有多久,其财富价值(或者任何有兴趣买下这栋楼的一方愿意出的价格)都会由帝国大厦在未来多年能产生的现金流的折现总值来决定。未来产生的现金流越高,这栋楼所代表的财富就越高。有了这种评价资产的财富价值的观念后,我们就更能理解财富的脆弱性:几乎所有的美国财富都以有形和无形资产的形式存在,这些资产的价值又都取决于它们未来所能带来的现金流,但这些现金流的多少最终受制于制度机制和金融创新。因此,当你拿掉这些制度与经济体系时,那些资产就不值几个钱了。2003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高达9.9%,应该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也有许多学者预测未来3年中国GDP增长会达到9%。如此好的宏观经济形势,在微观上应该表现为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必然要招聘高素质的大学毕业生,但事实上2003年大学、MBA毕业生找工作比以往哪一年都难,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在微观上没有增加多少新的就业机会呢?以当年海洋贸易最有代表性的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该公司成立于1600年12月,其宗旨是从事印度洋和大西洋贸易。从一开始,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只都有重兵压阵,在当时没有任何国际法、国际法院,也没有多国公认的“国际惯例”,跨国贸易公司的利益都只能由“枪杆子”打出来,并由“枪杆子”来保护。在最多的时候,东印度公司自己拥有一支26万人的军队(包括海军和陆军),大约是英国皇家军队的两倍。其他诸如“弗吉尼亚公司”、“麻省公司”等也都有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的作用一方面是为海运护航,甚至用军队帮助强行开辟新的市场,另一方面为公司在海外的工厂等产权作保卫。第三大原因是在资本全球化带动下的“西技东渐”。换言之,尚德的发起和快速增长靠的是现代工业制造技术,那么今天中国得以奇迹般增长的工业技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就得追溯到鸦片战争和之后的洋务运动,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后的开放以及资本趋利的本性,到2001年时中国工业化的程度可能也不会高。正是国际资本的趋利动力,把西方自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成果逐步带入中国,使中国今天才有可能成为工业化国家,使尚德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太阳能设备制造商之一。我们可能会指责国际资本的趋利本性,但退一步想,如果没有利益的驱动,谁会免费把工业技术送来呢?

尽管住房贷款与汽车贷款这两项金融创新对释放中国居民的消费潜力、扩大内需已经有较明显的效果,但从图2–2中我们也看到,1998~2000年间北京居民储蓄率停留在18%左右,到2001年上升至22.9%,2002年下降到17.5%。这跟美国不到4%的储蓄率相比还是远远太高,使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多地依赖出口,内在的经济增长链在这里被卡住了。将施正荣与乾隆比较,可能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资本全球化只让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什么实惠。以纽约著名的帝国大厦为例,该大厦分为零售层、写字楼层和宾馆层。按照“地大物博”的财富观,由于其建设费用很高、存在的历史长,等等,因此这栋楼作为资产的账面价值应该很高。但是,客观地讲,不管这栋楼的建设投资是多少或者历史有多久,其财富价值(或者任何有兴趣买下这栋楼的一方愿意出的价格)都会由帝国大厦在未来多年能产生的现金流的折现总值来决定。未来产生的现金流越高,这栋楼所代表的财富就越高。有了这种评价资产的财富价值的观念后,我们就更能理解财富的脆弱性:几乎所有的美国财富都以有形和无形资产的形式存在,这些资产的价值又都取决于它们未来所能带来的现金流,但这些现金流的多少最终受制于制度机制和金融创新。因此,当你拿掉这些制度与经济体系时,那些资产就不值几个钱了。首先,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发生质变。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康熙、乾隆时期经济发达,民间歌舞升平。既然这样,乾隆朝廷应该是非常富有的,国家也强盛吧?那么,我们不妨算算朝廷到底有多少钱。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岁收为4937万两银子,按照今天1公斤银子为3?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这数字当然很大,大得让人晕倒!—不过,那种收入规模可能会让农业社会的人晕倒,而对今天的中国人,这个数字也大,但不会大到晕倒的程度,因为今天一个民营公司的收入可能就比这多。以施正荣于2001年创办的无锡尚德公司为例,虽然公司才6岁,但其2007年的销售收入已高达14亿美元,也就是说,今天一个施正荣控制的收入就超过了当年乾隆皇帝所支配的收入!我不是要说施正荣和乾隆皇帝到底谁的权力更大、谁更威风,那不是我的兴趣点所在,我更关心的是今天的财富和收入创造力是多么高,一个民营企业的岁收就超过当年盛世时期朝廷的岁收,更何况中国今天有数千个像无锡尚德这样的民营企业、上万个同样或更大规模的国有企业。

我们可以简单看看私有产权的保护机制。如果产权得不到保护,住在帝国大厦里的公司就没有动力去多雇人、去开发更多产品来扩大业务;如果这些公司不能扩展业务增加赢利,那么一方面它们无法给现有的员工加薪,使员工们的消费需求下降;另一方面这些公司愿付给帝国大厦的办公室租金也会下降,使帝国大厦未来的现金流减少,结果是帝国大厦的价值下跌。于是,帝国大厦管理公司给员工的工资也只能减少,甚至裁员。当然,如果因产权得不到保护使整个经济陷入这种恶性循环,其结局只能是整个国家的财富都逐步下跌。同样道理,汽车贷款是另一个关系消费者的重要金融证券品种,它也可减少居民的储蓄必要性,助长消费需求。1950年全美汽车贷款余额仅为47亿美元,到1960年为168亿美元,但截至1999年底则达到4679亿美元(见图2–6)。有正规足球外围吗近几年有关金融创新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企业融资上,融资工具与途径显然对企业是决定性的。实际上,金融创新对市场的另一方—消费者是同等的重要。在政府提供的就业保障、医疗保障或灾难救济都非常有限的时候,如果没有任何类型的贷款、没有任何类型的针对消费者的证券,那么居民的未来生活很容易一会儿太饱、一会儿太饿、有时太富、有时太穷。面对这种前景,居民们只好靠银行储蓄存款来规避风险,尽管银行存款是一种非常低效的避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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